燕园育情怀，辨证看天下
——访北京大学杭州校友会会长牛太升
北大杭州校友网记者： 张旭 童素娟
牛太升，山东淄博人，1946年12月27日出生，中共党员。1964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是当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在浙江省唯一录取的考生。
1970年3月至 1981年2月，任浙江省兰溪县梅江区干部。
1981年2月至1992年11月，任浙江省司法厅干部、研究室副主任、司法厅副厅长，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992年11月至今任中国法学会第四届理事，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浙江法商专修学院院长，浙江省亚太经济法律事务中心总经理、董事长，杭州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受聘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台办、省公安厅及南京军区政治部等单位法律咨询专家。
2000年12月至2006年12月，任北京大学会长校友会常务副会长。2006年1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杭州校友会会长。
2009年11月，校友网记者童素娟和张旭前往浙大科技园采访了北大杭州校友会的精神领袖，追寻那个年代“北大人”独有的风采。
校友网：牛会长，您是在六十年代入学北大的，北大的学习对您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
我是1964年入学北大，1969年7月毕业，1970年3月分配离校。1971年春至1972年秋又返校接受政治运动审查，所以前后在燕园度过七个寒暑。期间既有桃李芬芳的情怀，也有政治风浪的颠簸，感受了人生的起伏波折，有许多难忘的辰光，也有终生受益的感悟。总的来讲北大的学习和生活使我建立了两个基本信念：一是读书报国，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国家民族发展之中；二是辨证看世界，能够以通达的胸怀去应对世事。
在北大文革期间，因为议论批评江青、林彪等人和事，我曾经被关押审查、被打成“反革命”，和陆平校长同台被批斗。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波折经历也是北大给予的营养，使我在之后的人生路上能够坦然而又超然地面对困难和挫折。
1970年春天，当时我们毕业分配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矿。我是从浙江考上去的，可以被分配回到浙江的基层，兰溪县梅江区墩头公社的一个农村。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在公社当团委书记，再到区委，在那里一待就是11年。
校友网：您从北大精神文化氛围这么浓厚的地方，突然到了文化很贫瘠的农村，当时是怎么适应的呢？又是怎么度过这11年的？
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很单纯，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都是诚心履行的。几年下来，农民会干的活我会干，农民不会干的活我也会干。为了脱贫，我按照工作分工带领当地的农民一起搞多种经营，发展茶、桑、果、药、菇，还办过多家乡镇企业。当时是计划经济，产品的销售和原材料的采购都要靠国家计划来安排。为此我到杭州、上海等地去找国家对外贸易公司，使我们的产品纳入国家定点采购计划，我们确保产品质量一定符合他们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北大人的身份成了我对外找资源的敲门砖，但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勇气和力量。当时条件真的是非常艰苦。在技术上，我找了很多科技方面的书来看，现学现卖。为了确保生产质量，我组织农民到大厂里去实习。千方百计去采购，到大厂里去捡废旧材料，自己动手把生产流水线建立起来。自己既是厂长又是工程师兼泥瓦工、木工、锅炉工、车工、钳工、电镀工、油漆工。当时有人说我是“十八班武艺学遍，只是裤脚没边”，因为一直是磨破了边的泥裤脚。但艰苦的努力后来也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当时我一手建立的乡镇企业，后来得到了蓬勃发展，像“墩头制刷厂”一厂变多厂，产品已经外销几个国家，产值过亿，解决数万乡亲的就业问题。我离开之后还经常被邀请回去参加一些厂庆活动。
校友网：您从全国最高学府的法律专业毕业，应该说在专业上有很深的造诣，但马上到基层，会不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您现在又是怎样看待这11年的经历？
我刚到农村的时候，最大的工作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因为浙江的农村都是讲方言，而我实际上是山东人。当时就靠房东老乡一个正在读书的小学生当我的翻译。后来我在那边一直坚持办夜校，给当地农民讲政治、讲文化和科技知识，自己当教员。时间长了，也能在千人社员大会上用方言讲话了。
在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时候，专业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适应社会需要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一开始先适应环境，再等待机会努力改变环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在哪里都能闯出一片天地。
这11年对于我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没有去从事法律专业工作，也没有担任重要的职务。但这11年的经历使我学会如何走入基层，和基层人民一起来改变生活、创造生活，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很好地体现了人生价值的一个过程。并且这对我后来到司法厅及浙江省法学会的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基层工作使我更好地了解了当地群众，知道怎样为他们服务，这对于法律职业和领导工作也是同样重要的。
期间我也收获了很多感动，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纯朴的感情。比如，当地逢集市的日子我一早开门时常总会有一些农家食品放在门口，这是他们一大早赶集经过我门口时先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送给我，但从不留姓名。因为在村里和农民一起修水库，为村庄安装自来水、办副业、办小工厂、盖房子，当时还处在穷困和闭塞环境的老乡们，把这个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当成了亲人，在后来的传说中甚至成了神人。
一开始进入社会时，在哪里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好，当社会需要时能不能脱颖而出。一切都是可以变化的，只要努力去适应环境，总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发挥自己的价值。北大人总是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价值。这种责任感在关键的时候就能变成一种力量，使我们能承受得起困难和挫折。当遇到困难时，不要拘泥于个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正像毛泽东说的“风物长宜放眼量”。
1981年2月，牛太升会长结束11年的基层工作被调到浙江省司法厅，先后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司法厅副厅长和浙江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在任省普法办主任期间所推动开展的浙江省“一·五普法”，为全国排头。其间，编写出版法律教材书籍数十种。讲授法律课程，受课者上自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各级党政军干部、大学师生，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达数万人。期间还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
1992年11月至今任中国法学会第四届理事，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浙江法商专修学院院长，浙江省亚太经济法律事务中心总经理、董事长。主要从事法学研究的组织推动工作，组织、主持“长三角法学论坛”、“民营经济发展法律保障”、“城市化进程中的法律问题”、“法治浙江”、“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法学论坛活动。撰写并发表一批法学研究论著。组织法学专家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咨询论证服务。作为律师办理数百起法律案件和事务。担任若干重要军政机关、大学及企业法律顾问、法律咨询专家。作为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参与审理裁决了数十起仲裁案件，包括某些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如“娃哈哈”商标转让合同案等。
校友网：您一直热心推动北大杭州校友会的发展，这几年来校友会越来越活跃。您是怎么看待北大杭州校友会这个平台的？作为一个松散型社会组织，您觉得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和社会价值？对于以后校友会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规划？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积极参与北大杭州校友会的工作，特别是法学院（原来是法律系）的校友活动，我一直是召集人，每年至少二次聚会。对校友会活动的评价，我曾在2007年北大校友会日照会议上用了一个标题：“西子湖畔一股和谐的春风”。校友会是联络校友与校友、校友与母校、校友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校友们心中的一块精神田园，其组织虽然松散，但精神维系人心。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光辉一页。世界上有许多名牌大学，但未见哪一所学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北大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重要精神策源地。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北大精神世代相传。母校在每位校友的心中都有重要的位置。因此，不论到了哪里，都有与校友相聚相通的要求，校友会就是为校友们提供这样一个条件，提供这样一种服务，既为校友服务，又为母校服务，也为社会服务，激励和推动校友们在不同的行业和岗位为人民为社会作出更多的有益贡献。
今天，我们还应当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目标来审视校友会，将其注册为列入政府管理范围的社团组织，使之能持之有恒地发挥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的作用。这件事，我们正在努力，期望尽早完成。
北大杭州校友会已有在册校友一千多人，年轻校友比例逐年增加。今后校友会的工作，要更多地考虑年轻校友，也更多地依靠年轻校友。特别是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的校友，更需要关心和帮助。具体工作，联络和服务的几个方面，如通讯录、网站、联谊活动、校友援助、校友成果交流等要做得更精细、更经常、更丰富、更有成效。这其中的关键是调动校友的积极性，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因为参加校友会的工作，全是义务工，出精力、花时间，没有经济报酬，还要贴些钱，需要奉献精神。当然这在北大校友中大有人在，关键还是组织联络，发掘资源，调动积极性，我作为本届会长，自当努力尽责。